有印驴窝

    死伤了那么多同胞，闹运火炬的传递早应该停停了。虽然在火炬传递接力跑时，打出了“四川加油”的标语，但总觉得怪怪的，都哪跟哪，挨得上吗！这太牵强了。火炬昨天在温州和绍兴传递，在此之前省委书记还来温州先踩了个点。人们对闹运火炬的接力跑还是相当热情，早上六点就围了那么多人。但是，火炬所过之处，街区一片狼藉，花木被踩踏殆尽，而电视报道还称之为“圆满完成了火炬传递”，多么无情的讽刺。下午的温州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发生了公交车爆炸事件，不过这似乎与闹运挨不上。爆炸事件虽然死了16人，受伤近30人，但在地震灾难的大背景下，它被大家忽略了。

    暂停玩火把的游戏是应该的，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是我们关怀与爱心的一种表示，更是一种人道文化的展现。闹运有多重要，比抗灾救人重要吗？显然没有。在恢复传递后，也不妨将那片不祥的红色“祥云”改为黑白两色，尚未轮到的火炬传递城市，一切从简，简化程序、缩减规模，将节省出的财物成本支援四川，切实将抗震救灾工作落实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这次汶川地震，不但让我心情沉重，也勾起了06年九寨沟之行的记忆。原本有些地名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渐渐消逝，都江堰、汶川、茂县及松潘这些位于成都与九寨沟之间的，都是我曾经停留过的地方，但现在，随着这次地震，它们再次出现在抗灾的报道中，于是它们又从我的脑海中苏醒过来。

    那段时间是我无业修养的时间。看到川航有3折到成都的机票，我没多想就买了张机票。稍微整理了行李，背上背包就出发了。到了机场，才告诉我爸要出去几天。在成都呆了几天，就朝九寨沟出发了。沿着西环线向北进发，西环线则一直沿着岷江的走向，不时与岷江绕成麻花，而这条西环线也是这次被汶川地震震毁的生命之路。

    坐九寨沟景区的车子到了则查洼沟最上面的长海。下车后，挤过熙攘的人群，一个大湖跃然眼前，这就是长海了。长海看上去很安静，颜色在深蓝和浅蓝之间，是个水挺深的海子。据说长海的湖水融自冰山，又渗透到下游的各个海子，其蓄水量占到了整个九寨沟总蓄水量的三分之二。从长海下来不远是五彩池。五彩池是个很小很浅的海子，虽然小巧玲珑，但颜色是斑斓缤纷的。五彩池颜色之多，不是用简单的宝绿蔚蓝这些词能形容的。清澈的湖水在湖底的石头、树干，还有水绵、小蕨、轮藻等水生植物的衬托下，更显得变幻无穷。

    随着更多的海子一一展现在眼前，我一次次的感受着视觉极限的冲击，这是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是一种净化心灵的美！渐渐地，我激动着的心平静下来。静静地坐在五彩斑斓的海子前，充分享受这九寨沟的视觉盛宴，仿佛心中所有的烦恼都被化解了。多彩的湖水，斑斓的湖底，还有青山绿树的倒影，加上几缕阳光和拂面的微风，湖面泛起了粼粼而缤纷的波光，望着眼前的一切，仿佛觉得这是神灵给人类的绝美恩赐，让人感动得想流泪。想起这九寨沟的美，我不禁再次陶醉在这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一定会再来！

 

 

 

    中国的县长、市长一级的官员，要借件警服穿穿，那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更不用说是省长甚至总理了。只要他们一开口，公安局（厅）长就会P颠P颠地跑过来把衣服呈上。但中国不是要建设法治国家吗，正因为这样，县、市、省长们，尤其是总理更应该注意，在媒体大众面前，要模范地遵法守纪。现实社会中，首长们犯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固定的认知，那就是首长就应当拥有这些“特权”，这不利于树立执政者在民众眼中的良好形象，也不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第三款规定：违反前两款规定的，没收非法制造、贩卖、持有、使用的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些人觉得这只是P大点的事，对温-总理处以行政拘留或者警告的处罚也是天方夜谭，但政府党委的首长和总理代表的是执政者的形象，如果在他们身上出现这种知法违法、违法不究的现象，恰恰说明了一个国家不利的法制导向。我认为要么严格执行现行的《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无论对任何人都违法必究，要么更改该条法律，改为“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与党政首长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使法律得到真正而有力地执行。

    一开始听到地震的消息，也不知道有几级，有多严重。同事说对地震有感觉，我们几人还说他在瞎扯。但自从看到新闻后，就傻眼了，居然会这么严重。

    陆续看到新闻和网络上的最新状况，心里要多沉重就有多沉重。尤其是看见那些学生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废墟里的时候，看见失去亲人的人们悲痛得呼天喊地、哭得扭曲了表情和体态的时候，我想无论是谁都会极度悲伤甚至痛哭。那么多原本是幸福的家庭，就在地震的一刹那，土崩瓦解了；那么多原本鲜活的生命，一瞬间就永远静止不动了。生命在灾害面前实在是太脆弱了，人们对抗灾害也实在是太无力了。不要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即便是外国人，那也会令人伤痛不已。

    第三天终于得到成都朋友的安全消息，解放军、武警和医务人员也终于顺利开进重灾区，我心情稍微舒缓了一些。虽然许多人平时不喜欢当-局，甚至是痛恨，但我知道在天灾面前，在被埋在废墟中、极端无助的情景下，他们看到代表政权的军警，心里都会无比的欣慰和欢喜，因为看到他们基本就代表他们有救了。即便是已经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一见到他们也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看到杭州和宁波的一批特巡警奔赴灾区救灾，我很羡慕。向灾区捐了十天的工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虽然比不上许多有钱人的捐额，但也代表了我一份悲痛与爱心。如果爱心不是指向每一个已经逝去和正在受难的个体生命，死亡只能是一个的词语，一万、两万或者五万也只能是一个数字。

    终于知道是为了谁，而剥夺我的“五一”假期了。之前还一直保密，说是为了奥保，其实却是为了要做某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不要说是已经退休，即便是在位，也没必要警车开道、所经之处施行交通管制、调集全局的大部分警察来警卫。试问，被前护后拥，层层陪同，这样爱用特权、凌驾于民众之上的高级公仆，又能如何深入群众、体恤民情，更不必说如何为人民服务了！领导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口号似乎除了在战争年代东躲西藏要和群众接触没有办法之外，当下这些话都是停留在口头上。很纳闷，为何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没有自信，为何如此害怕自己国家的民众呢，需要使用这么多的“工具”将自己与民众分离隔开。难道只有这样才能显示领导人的“派”和权力？

    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只能暂时满足某些领导人的特权优越感，威风之后，却疏远了党和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换来的是民众对这种特权的反感和不满。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参观，要惊动和动用如此多的部门机关和工作人员来警卫甚至“净场肃街”，这又是多大的成本。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我想说，你们来视察只能给下面带来或大或小的灾难，民众并不欢迎你。

    前天晚上，渡江去瓯北参加永嘉本家潘坚同学大婚。同桌的十个人基本是母校波大的同学、校友，来自宁波和温州各地。十人中有八位温州地区人，加上潘坚同学，都是80后，职业却只有两种：一是自己办企业，一是给政府打工。

    想当初我在求职路上也混过银行，呆过保险公司，之后还是献身给了人民，做了人民公仆。对温州的80后来讲，这虽然有些以偏概全，却也能见一斑。

    在2001年确定北京成为闹运会举办城市的时候，当时我还有些许兴奋。没想到中国竟然会把闹运闹成现在这模样，让我只剩下了厌恶，甚至是痛恨，看来中国真的是不适合办闹运。闹运会不过是一场运动会，一次国际活动、国际节日而已，中国却把它闹成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按理说，北京闹运会只与举办的城市北京有关，但在中国，它就偏偏变成了中国闹运会。之前没听说过哪届闹运会的圣火会在这么这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接力，也没有听说过在这么多接力的地方遭遇破坏，在指责和声讨西方国家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自身的问题做一些反省和检讨。

    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这样举办闹运的，口口声声指责他国不要将闹运政治化，自己却以政治高压举全国、全民之力举办闹运，北京闹运已经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运动。投入几十亿打造一座令世人汗颜的“鸟巢”体育场，而仅仅在北京就花费了上百亿元在闹运场馆上，这符合“节俭办闹运”的理念吗？说实话，举办闹运会，跟民众没啥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就是：想在闹运期间去省会、北京上访的民众会更困难。为了广大民众不去省会和北京上访，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不知会有多少机关、部门需要参与截访活动，这是多么庞大的工作量。因为闹运，我们全局“五·一”期间也要照常上班。这些同样是开闹运会的成本啊。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把闹运看得太重了，它不过是场运动会而已，才十几天的时间，它根本没法在本质上提高中国人的体质，也根本改变不了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提高和完善全民健身的条件，而不是搞什么全民闹运。

    龙王爷，您打个喷嚏把圣火给灭了，最好把五个“福娃”妖精也给收了去，省得闹运闹出这么多P事来，不过……这不太现实~但接下来我准备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以坚决不参与观看闹运会比赛的实际行动抗闹！

    欣闻母校宁波大学几位老师晋升教授、副教授，替他们高兴。大学期间授课两门以上的老师如下：

1.陈炳水（1950.8-），男，浙江慈溪人，宁大法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所授课程：《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市政学》

2.周亚越（1965.1-），女，浙江象山人，宁大法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现任公共管理系副主任、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律师。
    所授课程：《行政学概论》、《文官和公务员制度》、《劳动行政与劳动法》

3.陈正良（1965.12-），男，浙江宁海人，宁大法学院政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法学院副院长、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主任。
    所授课程：《社会学概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

4.黄勇（1956.9-），男，湖南黔阳人，宁大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所授课程：《领导科学》、《行政组织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农村发展政策》

5.潘志良（1965.7-），男，浙江兰溪人，宁大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所授课程：《质量与工商行政》、《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行政》

6.胡志钢（1961.8-），男，浙江青田人，宁大法学院公共管理系高级实验师。
    所授课程：《信息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

《抵制》    带三个表/文

    收到朋友短信，号召我不要去家乐福购物，通过抵制法货来抵制法国人欺负我国运动员的行径。我回短信说，我一直抵制法国文化，至今不会说法语，就会说“傻驴”。可是我要抵制家乐福，我也变成了“行径”和“傻驴”。

    我从来不抵制任何货物，包括日货，韩货，美货以及现在的法货。我用的第一款手机就是阿尔卡特。后来不用是因为这款手机有个特点，屏幕上不显示任何文字，跟我家无绳电话一样。我也不抵制日货，我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夏普的。但我很少买日货，不是因为我爱国情操有多高，而是不需要，需要的时候我肯定买日货，比如数码相机。我不喜欢韩货是因为我觉得有些韩货都是样子货，比如手机，中看不中用。

    其实最好的抵制就是闭关锁国，回到毛泽东年代，你们丫受得了吗？受不了就别矫情，抵制这个抵制那个。最好的抵制就是让自己牛逼，你不牛逼，人家就欺负你。人家一欺负你，你就抵制人家，这叫装牛逼，真这样你可以去北朝鲜感受一下，那里除了朝鲜货就是中国货。以使用消费什么货来区分是否爱国，这是中国式的“普世价值”。

    你抵制，就已经证明人家比你强大了，已经渗入到你生活中了，早干吗去了？

    正好我手里还有个家乐福的购物卡，这几天大概去的人比较少，我可以去购物，不用排太长的队。

    如果真让我抵制什么货的话，我只抵制蠢货。